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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是中國古今各民族的總稱；是由眾多民族在形成為統一國家的長期歷史發展中逐漸形成的民族集合體。眾多民族各有其發展的歷史與文化，是中華民族的多元性；有著長期在統一國家中共處并發展其統一不可分割的聯系，最終自覺地聯合成不可分割的整體，是中華民族的一體性。
這是費孝通先生關于中華民族的含義歸納，并指出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實在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幾千年來的歷史過程所形成的。中華民族形成的主流由許多分散孤立的民族單位，經過接觸、混雜、聯結和融合，同時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個你來我去、我來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個性的多元統一體。
中華民族的形成是在中國漫長歷史和遼闊空間中形成的。最初是黃河和長江中下游平原的多個民族匯集和融合，形成了漢族。漢族又通過不斷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日益壯大，滲入到其它民族的聚集區，構成起著凝聚和聯系作用的網絡，奠定了中國疆域內許多民族聯合形成的不可分割的統一體的基礎，逐步形成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經過民族自覺而成為中華民族。
費孝通先生提出中華民族是包括中國境內56個民族的民族實體，并不是把56個民族加在一起的總稱。這些加在一起的56個民族已結合成相互依存的、統一而不能分割的整體，在這個民族實體里所有已歸屬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層次的民族認同意識，即共休戚、共存亡、共榮辱、共命運的感情和道義。從民族認識的多層次論角度來說，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中，56個民族是是基層，中華民族是高層。形成多元一體格局有一個從分散的多元結合成一體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必須有一個起凝聚作用的核心，漢族就是多元基層中的一元，由于它發揮凝聚作用把多元結合成一體，這一體不再是漢族而成了中華民族，一個高層次認同的民族。高層次的認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層次的認同。不同層次可以并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層次的認同基礎上可以各自發展原有的特點，形成多語言、多文化的整體。所以高層次的民族可以說實質上是既一體又多元的復合體，其間存在著相對立的內部矛盾，是差異的一致，通過消長變化以適應于多變不息的內外條件，從而獲得共同體的生存和發展。
對中華民族這一概念的把握，要從中國的歷史過程去認識中華民族形成的內源動力，需要結合中國的現實去體會中華民族發展的整合機制，才能深化中華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理解。
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華民族具有5000多年連綿不斷的文明歷史，創造了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為人類文明進步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經過幾千年的滄桑歲月，把我們56個民族、13億多人緊緊凝聚在一起的，是我們共同經歷的非凡奮斗，是我們共同創造的美好家園，是我們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而貫穿其中的、更重要的是我們共同堅守的理想信念”。總書記的話強調了在漢語語境下，中華民族作為概念出現的時間并不長，但其背后的形成和發展是一個蔓延幾千年的歷史過程。
楊圣敏教授強調中國自古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現在的56個民族及其祖先，幾千年來一直共同生活在中國這片土地上。除了幾個民族以外，絕大多數民族都是中國的土著民族，都可以在中國這片土地上追溯出2000年以上的文字記載。
中國各民族長期生活在統一的國家之中。早在2000年前，中國就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在2000多年的歷史里，分裂與統一交替出現，但總體來講，統一是歷史的主流，分裂是統一的準備。而且經歷過分裂的洗禮，人民對統一的渴望越來越堅定，統一的范圍越來越廣泛，越來越堅固。
中國的統一與遼闊的疆域是中國各民族共同締造開發的。中國的文化與歷史是中國56個民族及其先祖在漫長的歷史時期中共同締造和書寫的，中國的疆域是56個民族及其先祖在生活和生產中不斷開拓和發展的。在這歷史時期，漢族居于主導地位，每一個少數民族在不同歷史時期和不同地區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中國作為一個多民族統一的國家，在其固有領土上綿延不絕，形成了獨特的文化和歷史傳統，世之罕見。這一特點的形成有其背后深刻的肌理，包括了地理環境、政治制度、經濟特點和傳統思想等方面。
從地理環境來說，中國的地理環境是天然的半封閉、內向型的區域，一方面阻隔了與區域外的交往和溝通，另一方面又強化了域內各民族的交往和溝通。每一次亂世最終都能得以統一，每一個治世的版圖都大致形同，就得益于中國特殊的地理單元。中國獨特的地理環境，促成了多元文化的產生，并促使多元在歷史發展中，逐漸走向一體，走向統一。
中國北部遼闊的蒙古高原，孕育了馬背上彎弓射箭的匈奴、鮮卑、蒙古等部，他們不斷南下尋找與中原文明對話的途徑，搭建與長城內富庶繁榮的經濟溝通的渠道。中國東北的森林和沃土，養育了東胡、肅慎、鮮卑、女真等部，一次次試圖突破遼東走廊，尋找與中原文明對話的空間。這些弓馬嫻熟的少數民族都曾在中原地區建立遼闊而穩定的王朝，將內地與北部、東北部邊疆連為一體，促進了多元民族和文化的溝通與交流，增強了彼此的互信與理解。
中國西北地區，三面環山，僅有東邊敞開直通內地，生活于此的各少數民族通過北邊關隘與蒙古高原和中原地區各民族展開了文化對話，曾將座椅、琵琶佛教等文化帶入中原，深刻改變了中原和蒙古高原人民的生活樣態，文化要素和宗教信仰。中原王朝也積極尋找與西北地區對話的渠道，自西漢張騫鑿空之行后，特別注重對西北地區的經營與治理。
中國西南地區是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和山高水深的云貴高原，藏族、門巴、白、苗、傣等幾十個少數民族生活于此，受喜馬拉雅山脈和橫斷山區的阻隔，積極與東北方向的中原地區進行溝通和互惠貿易。
在中國遼闊的疆域內，各地區形成了文化各異且經濟社會發展程度不同的各民族，但通過密布的河網，山間草原上的自然孔洞和日益發達的交通工具，將各少數民族重大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活動引向了中原方向。這種地理環境對中華民族幾千年來不斷形成內聚的影響，促進了中華民族的形成。
從政治制度來說，中國一直以來采取了君主集權制，權力被收攏在皇帝手中。同時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實行自治或半自治的封國（冊封）制和羈縻府州（土司）制度。中央君主集權制和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實行冊封和羈縻府州制并存在中國2000多年的王朝歷史中，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基本政治制度。
這種政治制度有利于打破民族之間的隔閡和地區之間的分裂割據狀態，同時有利于各民族內部政治凝聚力和認同的形成，有利于不同民族之間的政治凝聚力的形成，這是中華民族形成和穩定的政治基礎。
從經濟特點來看，中國不同于歷史其它地域遼闊的大國，不但形成了軍事和政治聯合體，更在歷史上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南北溝通，東西互惠的經濟聯系和貿易往來。
中國地域遼闊，地理環境復雜，根據各地區的自然條件形成了千差萬別的經濟類型和地區物產。這使得中國自古以來就有許多民族和多元的文化。不同地域與文化之間，既有彼此獨立的一面，又有互通有無、互采所長的需求。因此，自古以來，無論是在亂世還是治世，也無論是大江還是高山，都不曾阻止各地區和各民族之間的經濟交流和貿易往來。
中國中原地區雨熱條件好，土地肥沃，宜于耕作，物產豐碩，形成了發達的經濟文化。周邊少數民族地區依托河湖、森林、沙漠或草原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文化和物產，但比較單一。所以積極與中原地區尋求進行物質交流的契機，補充所缺的物產，提高經濟技術。中原地區也得以補充畜牧產品的不足。在幾千年來的經濟互惠中，中華民族形成了一種自然的凝聚力，也形成了邊疆少數民族不斷向中原靠攏的動力。在中國發展的歷史中，北方的匈奴、突厥、蒙古等少數民族政權，西北的回鶻等部落都積極與中原進行貿易往來。當貿易通暢時，邊疆少數民族和中原地區人民友好相處，互通有無，安居樂業。一旦通道不暢通，就造成刀兵四起，戰亂不斷，給雙方造成無可承受的苦難。歷史雄辯地說明，只有不斷加強政治和經濟的聯系才是千古不變的、符合雙方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
互相依存、互通有無的經濟交流是幾千年來維系各邊疆少數民族和中原關系的基礎，也是促進中華民族發展、融合的動力。在各民族之間的經濟交往的障礙被打破后，隨著各民族之間的文化經濟聯系日益密切，直接帶動了政治上的聯合。不同民族的統治階級也曾多次發動征服戰爭，這些戰爭的出發點都是為了實現更大范圍的統一，在結果上則進一步加強了不同民族地區之間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交流，促進了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
從傳統思想來說，中國一直有天下一統、天下一家的思想傳統。在中國幾千的歷史里，統治者存在一定的華夷區分和民族歧視政策，但“華夷一體，四海一家”的思想始終與這些民族歧視觀念并存，并成為統治者制定政策的理論依據。
中國歷來是一個人口數量龐大、民族眾多的國家。無論是漢唐等漢族政權，還是元清等少數民族政權，為了維持中國遼闊疆域的穩定和繁榮，都不約而同地采取了善待異民族，相對平和的民族政策。這些民族政策的推廣及各民族之間的交往，最終將各民族大一統的思想、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思想深入人心。
及至近代以來，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殖民擴張和帝國主義掠奪戰爭，中華各民族都深受帝國主義的壓榨和壓迫，面臨經濟、政治和文化的不平等，生活異常艱難。國家的衰亡、外敵的入侵以及亡國亡種的威脅，最終激發起各族同胞共同抵抗的決心，形成了中華民族的意識，中國也代替“天下”或“四海”等概念成為中華民族共同守護的家園。
在中華民族由自在民族覺醒為自覺實體后，中國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和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促進了中華民族的穩定發展和不斷繁榮。
郝時遠教授提出各民族團結的基礎，熔鑄中華民族的必由之路就是近代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除去民族間的不平等”的運動，在政策上采取了國內各民族的一律平等的原則，幫助和滿足各少數民族發展的需要。
在近代歷史的發展中，面對西方民族國家概念和艦船利炮的攻擊，中國共產黨將中國境內各民族作為“共同祖國的同胞”構成中華民族，即中華民族是“一族”，中國是“一國”的“一族一國”觀。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共產黨關于民族的認識超越了清末以來所有的民族論述，將中華民族成為認同的來源和社會團結的焦點，實現了中華民族和國內各族人民的對接。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歷程中，中國共產黨一直沒有放棄民族自決，并將“各民族”的自覺提升為中華民族的自決。某種意義上來講，新中國的成立，就是對帝國主義的民族自決。
新中國的成立，開啟了中國步入以民族-國家為行為主體的國際社會大門，中華民族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民族，是中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唯一代表。這是對僵化、偏狹的現代民族理解的一種突破，是尊重中國自古以來就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現實，是對中國歷史和具體國情的肯定。
中華民族積淀了中華文化傳承中根深蒂固的“天下統一”的精神，這種精神力量產生了歷史認同，也鼓舞著每一個中華兒女構建中華民族大家庭。當前，“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但同時也必須正視“我國仍將處于并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得基本國情”。在民族方面突出的表現為少數民族及其聚集地區普遍與內地、尤其是東南沿海地區存在的經濟社會發展存在顯著差距。實現少數民族及其聚集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是實現中國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基礎。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是從國家政治制度層面，保障少數民族的平等權利。但是，經濟是政治的基礎，沒有牢固的物質基礎做支撐，上層設計及其優越性就很難得到有效地發揮。
實現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優越性，“最根本的問題是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生產，改善生活。如果少數民族在經濟上不發展，那就不是真正的平等。所以，要使各民族真正平等，就必須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經濟”。同樣，“實施民族區域自治法的一個重要方面，是解決好經濟權益問題。”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再次重申了民族區域自治的基本原則：“落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關鍵是幫助自治地方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新中國建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后，國家一直對民族區域自治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給予優待，諸如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扶貧開發、對口支援、興邊富民、扶持人口較少民族、全國支援西藏、19個省市支援新疆等差別化政策，實現了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的長足發展，改善了少數民族地區人民的生活水平，初步實現了全國各族人民共享社會主義改革成果。同樣，西氣東輸、北煤南運、西電東送、南水北調等重大國家建設工程，則是西部地區、民族區域自治地方對內地、東部和整個國家發展的反哺和支持。尤其是在“一帶一路”倡議中，邊疆地區從傳統的發展邊緣轉變為內外聯通、對外開放發展、“拓展支撐國家發展的新空間”，在邁向第二個百年目標進程中，民族地區的發展優勢將作為中華民族的共同財富得到全面和充分的發揮。
在加強物質建設的同時，同時要重視節省生活，這是建設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兩把鑰匙”。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的講話中指出：“加強中華民族大團結，長遠和根本的是增強文化認同，建設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積極培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文化認同是最深層次的認同，是民族團結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文化認同問題解決了，對偉大祖國、對中華民族、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認同才能鞏固”。總書記強調的文化認同就是中華民族的認同，強調的民族文化是集各民族文化所長形成的中華民族文化。對中華民族內部各種文化的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欣賞、相互吸收，是實現各民族文化“多元”升華為中華民族文化“一體”的必由之路。
費孝通先生曾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思想，就是希望中華民族內各個民族都了解本民族的文化，理解其它民族的文化，尊重差異，包容多樣，共同認同中華民族文化的歸屬，形成“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文化。從民族角度來講，“統一”不是“同一”，要承認各個民族的差異性；從文化的發展角度來講，“統一”不是“單一”，要包容文化的多樣性。“統一”和“統一”都是對多樣性的整合，即“各個組成部分在共享和互利秩序中的協調”，使多民族及其承載的多樣性文化建立彼此間更緊密和更共生的關系”。
只有堅持各民族在經濟、社會和文化上共同發展，才能實現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的整合，共同建設中華文化精神家園，增強中華民族的認同，展現中華民族成員間和睦相處的交往、和衷共濟的交流、和諧發展的交融，維護中華民族的穩定與發展，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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