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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警予（1895-1928），女，原名向俊賢，1895年生于湖南溆浦縣商會會長之家。她是中國共產黨創始人及早期領導人之一 ，女權主義領袖，無產階級革命家、婦女解放運動領導人之一。在有跡可循的史料里，她是中國共產黨唯一的女創始人。1928年3月20日，由于叛徒的出賣，向警予在法租界三德里被捕，同年5月1日英勇就義，年終33歲。
她排行老九，有幾個兄長曾留學日本，自幼受其影響追求新知識，6歲入私塾。1903年，八歲時，向警予成為全縣第一個入學的女學生 ，進入長兄在縣城開創的新式小學。她在校品學兼優，幻想成為花木蘭式的人物。15歲在常德讀書時，她就與丁玲的母親余曼貞等結拜姐妹，對天起誓：“姐妹七人，誓同心愿，振奮女子志氣，勵志讀書，男女平等，圖強獲勝，以達教育救國之目的，如有違約，人神共棄！”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向俊賢由湘西到長沙，先后在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范學校、周南女校讀書，改名向警予，表示對封建勢力的高度警惕和反抗。在上學期間，她關心國事，當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簽定后，她和長沙的同學們一起走上街頭演講，喚起同胞們救國救民的熱情。 周南女校被人稱為“女革命家的搖籃”，向警予在這里因與蔡暢的同學關系而結識蔡和森、毛澤東。
1912年，秋向警予考入湖南省第一女子師范，民國3年轉學女子中學。1916年，向警予從周南女校畢業，懷著“婦女解放”和“教育救國”的抱負，回到家鄉。她四處奔波，克服重重困難，得到當地進步人士的支持，在縣城西街文昌閣創辦了男女合校的溆浦小學堂，并擔任校長，聘請進步青年任教員。學校在她的主持下，傳授新知識，提倡新風尚，宣傳新思想。規模不斷擴大，由一個班幾十個學生發展到八個班300多人，培養了不少人才。
1918年4月，毛澤東、蔡和森在湖南發起成立新民學會，以“革新學識，砥礪品行”為宗旨。向警予得到消息，很想出去干一番“真事業”。于是，她來到北京，拜訪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參加了毛澤東、蔡和森等創辦的革命團體新民學會，她與蔡和森的交往因此逐漸增多。同年10月，向警予和蔡暢等組織湖南女子留法勤工儉學會，成為湖南女界勤工儉學運動的首創者。
1919年“五四”運動的風暴席卷全國，向警予在溆浦得知這一消息后，立即響應。她帶領學校師生上街游行，在各商店向市民宣傳抵制日貨，并當眾把一個日本制造瓷臉盆摔爛在地上，向廣大群眾發表演說，號召大家起來，“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接著，她又組織了反日救國的“十人團”，開展抵制洋貨的斗爭。 7月，向警予應蔡暢之邀，離開溆浦，到長沙參加發起組織“周南女子留法勤工儉學會”；12月，她同蔡和森、蔡暢及蔡母葛健豪等30余人遠涉重洋，赴法勤工儉學。
1920年初，向警予一行人來到巴黎，進入蒙達尼女子公學。在這里，她以頑強的毅力致力于學業，刻苦學習法文，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還廣泛地接觸法國工人階級，受具有巴黎公社斗爭傳統的法國工人階級的影響，進一步堅定了共產主義信念。1920年5月，志同道合的向警予和蔡和森結為革命伴侶。在留學期間，向警予始終站在斗爭的前列，密切注視著世界形勢和國內斗爭，表現出非凡的組織和領導才能。1920年5月26日，她為李大釗主辦的《少年中國》雜志撰文《女子解放與改造的商榷》，批駁改良主義的錯誤主張，明確指出“財產私有制”是“萬惡之源”，把婦女解放與社會改造聯系起來，表明她對中國革命有了高度的認識。
1920年7月6日至10日，在法的新民學會會員，在蒙達尼開了5天會，對于“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方法展開了激烈的討論。會上出現了兩種對立的觀點：一派主張實行蒲魯東式革命，即溫和革命——以教育為工具，以工會、合作社為實行改革的辦法，而不以俄式（馬克思式）革命為正當；一派以蔡和森向警予為首，則明確地提出：“應用俄國式的方法去達到改造中國與世界”的目的，即“主張馬克思主義及俄式革命，實行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并“旗幟鮮明地提出成立共產黨”，“認為共產黨是無產階級運動的神經中樞”，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1920年11月1日，毛澤東同志給蔡和森及在法諸友的信中，對和森、警予同志的主張表示“深切的贊同”和充分的肯定。
1920~1921年，向警予不但與蔡和森共同提出“中國共產黨”的名稱與計劃，同時向各路宣傳，陳訴建黨之急。之后向警予與周恩來、李立三在法國成立中國共產黨，幾乎與國內的中國共產黨同時建立。因此，她后來被毛澤東稱為“她是我黨惟一的女創始人”。
1921年初，留法勤工儉學的學生們面臨無書讀、無工做、無飯吃的威脅，2月7~8日，向警予參加了勤工儉學學生爭取“求學權”、“生存權”的請愿斗爭。還參加了進駐里昂大學的斗爭，在斗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0月18日，法國當局以“強占校舍，擾亂治安”的罪名將蔡和森、陳毅等104人驅逐回國。
向警予也于1921年底啟程回國。1922年初，向警予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最早的女共產黨員之一。7月，在黨的二大上，她當選為第一個女中央委員，擔任黨中央第一任婦女部長 ，開始領導中國最早的無產階級婦女運動，撰寫大量文件，主編過《婦女周報》，用馬克思主義理論闡述中國婦女問題，號召廣大女性團結起來，為解放自身投入到革命運動中去。
民國13年（1923年）國共合作后，一些女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3月1日，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婦女部成立，并在女黨員中建立上海婦女運動委員會。委員30人，由向警予主持日常工作，具體領導上海婦女運動，貫徹執行中共的婦女運動方針政策，并建立了各婦女團體的聯合組織。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廣州召開，通過了向警予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婦女運動決議案》中明確提出，“女子應有遺產承繼權”、“男女社交自由”、“結婚離婚自由”、“男女工資平等”、“母性保護”、“贊助勞動女同胞”、“男女教育平等”、“男女職業平等”等有關男女平權、保護婦女權益的條例，并提出“全國婦女運動大聯合”。向警予當選為中央委員，擔任婦女運動委員會第一任書記。
1924年，向警予與李勵莊、鐘婉如、陳逸云等人籌建廣東女權運動大同盟，任會長。 6月下旬，向警予參與領導了上海閘北絲廠和南洋煙廠的大罷工計劃，上海口14家絲廠1．4萬余名女工要求改善待遇而罷工，廠主勾結軍警進行鎮壓，一些工人被捕。在共產黨員向警予等的幫助下，女工們提出了增加工資、工作時間10小時、釋放被捕工人、承認工會等16項條件。向警予又發動女權運動同盟會、全國學生總會、閘北市民協會等團體聲援女工的斗爭，女工所提出的要求得到社會各界的支持。 罷工最終取得勝利。
1925年1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向警予再次連任中共中央婦女部部長。1月1日，上海女界國民會議促成會成員分頭四出向市民們宣傳動員。向警予帶領南方大學女生團、大夏大學女生團等100余人，手持旗幟和宣傳品，到西門、城內（今南市區一部分）、閘北、虹口提籃橋等處演講；王一知，李一純等到儀昭女校演講；王立明、唐家偉到上海青年會新青年社成立大會上演講。她們還深入到居民家中宣傳。同月，上海女界國民會議促成會再次發表宣言，提出13條代表婦女權益的具體要求：（1）男女社會地位平等；（2）女子應有財產權與繼承權；（3）女子應有結婚自由權；（4）男女教育平等；（5）一切職業為女子開放；（6）女子應有參政權；（7）男女工資平等；（8）保護女性；（9）廢除娼妓制度；（10）禁止蓄婢納妾；（11）禁止溺女；（12）禁止纏足；（13）凡有礙女權之法律，一概廢除，另訂男女平權并助進女權發展之法律與憲法。
1925年3月21日，向警予在上海女界國民會議報告中指出：“要一個肩膀擔負力爭女權的重擔，一個肩膀擔負力爭民權的重擔”。
1925年5月，向警予任中共中央婦女部主任。1925年5月30日，上海發生了震驚世界的五卅慘案。向警予積極組織和領導上海婦女參加斗爭。發表40多篇有關女權文章，指導中國的婦女運動。向警予親自帶領婦女部的一些同志深入工廠、街道發動女工參加罷工；并到南京路上和其它一些街頭去作宣傳鼓動工作。警予站在街頭上，揮舞著拳頭，滔滔不絕地揭露了帝國主義者鎮壓工人運動的罪行。柳亞子曾賦詩贊美這位揮灑自如的女權革命家。
1925年10月，向警予、蔡和森等受黨中央派遣赴莫斯科東方共產主義者勞動大學學習。1927年3月向警予回國，在中共漢口市委宣傳部和市總工會宣傳部工作。4月12日，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漢召開，向警予出席大會并參加了大會主席團。會后，她到武漢市總工會宣傳部工作。1927年7月15日，武漢國民政府也發動反革命政變，黨的大部分領導同志先后轉移，向警予主動要求留在武漢，堅持地下斗爭。有的同志考慮到她在社會上影響很大，在嚴重白色恐怖籠罩下的武漢太危險，勸她離開武漢到上海去，在極其險惡的局勢下，向警予置生死于度外，繼續留在武漢湖北省委機關工作。
1928年3月20日，由于叛徒的出賣，向警予在法租界三德里被捕。國民黨對她實施了嚴刑逼供，但她始終大義凜然，嚴守黨的秘密，嚴守共產黨員的操守，表現了共產黨人的浩然正氣和崇高品格。國民黨新軍閥在5月1日將向警予押赴余記里空坪刑場。向警予視死如歸，在走向刑場的路上，不斷向沿途向廣大群眾進行演講。
參考文獻：
1.互動百科、360百科、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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